七、刺史何日出长安（3）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时期，对因罪不适宜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贬至边疆及岭南等荒蛮之地，任主官或员外官等闲职，统称为左降官。左降官具有流放的性质，朝廷的诏令也往往把他们与流人相提并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刑部上疏朝廷，对贬官与流人作了概念上的区别：“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¹。”即贬官（左降官）是行政降级的处罚，流人则是罪犯刑期的量减。

刘禹锡出任边州刺史，官职高升了，既不是左降官，也不是流人，那他为什么在大量的表、启、诗、赋中，还要大打悲情牌，认为自己是遭到贬黜呢？

清朝中叶之前，我国古代人口数量发展比较缓慢，除了战争和瘟疫因素造成人户急剧下降外，百年间一般基本维持在同一数量级的水平²。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全国人户数为“237.5万户，1,576万人³”，与盛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记载的906.9万户，5,288万人⁴对比，70年间人户下降超过70%，人户减少幅度之大骇人听闻，说明“安史之乱”（762年）给唐室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重创。韩愈贬阳山县，说“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⁵”，县城那般荒凉的景象或可作此注脚。天宝时，连州“户32,210，口143,533⁶”，到元和八年（813年），广东人口密度约6人/平方公里⁷，连州的人口（包括属下三县）估计在5万上下，作为州治，虽不至如下县阳山的景况，估计人口也不过千人左右。与当时城区面积达80平方公里繁华无比的长安⁸相比较，州治环境陌生冷清，加上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本人及多名亲属，就是在永州及柳州任上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八司马”之一的凌准，贬连州司马后忧郁成疾，双目失明，无栖身之处，元和初竟卒于北山佛寺⁹。                                                                                                                                                                                

远离京都，政治信息闭塞，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朝政及升迁入相的机会，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对“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¹⁰”的唐代士子而言，是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灵折磨。受贬之地荒蛮闭塞，文化氛围差，缺乏高层次的友朋交往，缺少同道间的相互唱和，无以立名，可谓寂寞难耐之至。京官出任地方，与流贬相类，对文人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前人评价这是“明升实降”，可谓一语中的。刘禹锡等虽然无贬官之实，却怀抱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贬官心态”，向亲友、朝廷诉说自己的不幸，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当朝的哀怨。他们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忍受着“左迁穷荒、谪降僻远”的政治惩罚。

当然，他们在表达悲情时，也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唐代产生大量左降官的同时，在改朝换代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这时左迁官员就有“量移”或重掌朝政的希望。最典型的莫如杨炎（727~781年），大历十二年（777年）以吏部侍郎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从州司马任上一跃起为宰相¹¹。

屈辱、孤寂、恐惧、自伤的感受，冥冥中似乎又孕育着一点希望，喷薄而出的悲情，造就了大量的被后人称为“迁谪文学”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词、歌、赋、论等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就思想性和文学性而言，刘禹锡无疑是其中的大师级人物。

　　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就不太满意，认为我说反了，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相处容易（大家都在试婚，要和个女孩睡觉容易过学抽烟，但真两个居在一铺床上的一男一女真正明白爱，相爱上，那难过上蜀山），那这不叫做相处容易，相爱难吗？没有结果的爱情不叫爱,懂吗?
　　　　　　　　　　　　　　　　　
　　认识我的人很多人很羡慕我，说我为何能找到如此多，自己心爱的女人（其实我知道这句话存在茅盾，他们在讽刺我）。其实爱一个自己爱的人很苦，这个苦只有相爱过的人才知道，我何不是在做试验，目的只有一个，找一对合自己脚的鞋而已。
　　　　　　　　　　　　　　　　　
　　当年我从别人手里夺回这段濒临泯灭的爱时，可说费尽我千辛万苦不说，受尽了多少人的凌辱，我把三年的学业，为了个自己心爱的女人，几乎荒废。
　　　　　　　　　　　　　　　　　
　　三年大学，我几乎活在《神话》故事里的画面，我知道我爱的女人并不爱我，可我却愿做扑火的飞蛾。
　　　　　　　　　　　　　　　　　
　　比我高一届的女友爱上一个比她高一届的男孩，但男孩却爱上同班的另一个同学，正在他们三人间拉锯条的时候，门缝里闯进来的是我，他们眼里的小师弟。但他们三人中谁也没料到，n年后我却是这两位师姐中，其中一人的XX，除了我，别外的两面个人到今天也没有影踪。
　　　　　　　　　　　　　　　　　
　　女友爱的那个男孩一年后和男孩爱着的那个女孩毕业了，之后传来那个女孩失踪了，是那个男孩在东莞丢失了她。之后有人说女孩是给别人骗到外国去了，两年后男孩也跟着失踪了，女友曾一段日子好后悔，说都我不好否则他不会迷路，后来我与女友分了手。
　　　　　　　　　　　　　　　　　
　　说真的我们四个人长的都不错，那个男孩长得更帅，比我高个头，女孩长得也不错，而且女友和女孩都曾是校舞蹈队里的队员。要不是我曾演个小品得了个奖，这辈子也许我也没机会认识他们三个人，说句老实话，认识了他们我也挺后悔的，毕竟我找了个曾经不是真爱我的人，其实我一生的愿望最想的是，如果彼此都想爱，那是多么的好，可这世上往往有些事不太如人意。
　　　　　　　　　　　　　　　　　
　　其实在师哥和师姐走失后我曾一度迷茫，因为我保不住当时已和自己同居的女友将有一天会不会仆他们的后尘，我将失去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在他们失踪的那段日子里我也很神经，很多时候我会莫明其妙的问女友今天你会回家吗？每次都会给女友一盘冷水浇得满头湿个透切。
　　　　　　　　　　　　　　　　　
　　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最后我们决定分手，分手的那天，女友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给我一个深深的吻，含着泪水走出了我的房门，走出了我的视线，一寸一寸的离开了我。我背着身影，倒喝着泪水，不敢去看她远去的背影。
　　　　　　　　　　　　　　　　　
　　女友一走就三年。
　　　　　　　　　　　　　　　　　
　　在那三年里，我可说是风花岁月，为了报复，我散尽了天良，我几乎玩遍了这整个世界，除了星星，除了太阳，只要有月亮的冷，有流星般的美，我都不会放过，我发誓我这辈子不会再结婚，至少不是这个女人我决对不会结婚……
　　　　　　　　　　　　　　　　　
　　走后她明明说好彼此不联系，却偏偏在三年后打电话给我（不想写了，陈年旧事,回忆好累……）
　　　　　　　　　　　　　　　　　
　　　　　　　　　　　　　　　　　
　　　　　　　　　　　　　　　　　

刘禹锡刺连日期考之六

刺史何日出长安（2）注释

————

1、白居易《见殷尧藩侍御》

2、《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有道此诗似伪作，见陶敏《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3、《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

4、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厅记》        

5、刘禹锡《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

六、刺史何日出长安（2）

唐代诗才辈出，其中有一位不太出名的诗人殷尧藩，苏州嘉兴人，元和中（约809年），登进士第，后辟李翱长沙幕府，官至监察御史。史载殷尧藩“性简静，美风姿，工诗文，好山水，尝曰：一日不见山水，便觉胸次尘土堆积，急须以酒浇之”，姑称之为诗酒奇人，可也。他拜访苏州刺史白居易，乐天赠诗云 “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¹”，当然此为后话。

殷尧藩与刘禹锡同是江南嘉兴乡人，适遇刘禹锡外放，亲朋故旧诗酒送行。殷尧藩赠诗云：“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²。”

此诗题为《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诗中描画广州一带的自然环境、风俗物产，与连州风马牛不相及，或以为该诗与刘禹锡无关。我们且看一看诗作的背景：元和三年（808年）十月，李翱为岭南节度吏杨於陵赏识，辟为掌书记（高级幕僚）。他从东都洛阳出，往东到江苏，经运河，过浙江、江西，跨大庚岭（今赣粤界岭），入岭南，走韶州（今广东韶关），顺流北江，到达广州。行程7,600里，历时六个月，沿途所见，其游记《来南录》有详细记录³。凭殷尧藩与李翱之密，对岭南了解，或籍《来南录》，又以为刘禹锡南下岭南也走李翱旧路，风物类同，故将粤中景物嫁接粤北，牛头不对马嘴。不过，诗题所指“出刺连州”，为刘禹锡离开长安前，参与亲友应酬活动的直接证据，不应有什么疑问。

诗中不见悲切场面，倒有劝人解脱的逍遥意境，或殷尧藩认为刘禹锡出任刺史并不是被贬逐，这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刘禹锡离开长安时是从容不迫的。与前述韩愈、杨凭早年被逐出京，那种索命一样的狼狈情形，岂非天壤之别哉！

这仅是“同人不同命”吗？为解开谜团，须扯远一点，从刘禹锡贬官的性质谈起。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下州）司马，秩从五品下，与其在朝廷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六品上）的官品还高了半级。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白居易贬江州（今江西九江，上州）司马，“泪湿青衫”之后，他怨中寻乐，称“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⁴。”州司只马领薪，不参与政事，这样的闲官有如云游野鹤。但在政治地位上，被打入另册，晾放一隅，实为贬谪之属。

至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刘禹锡授连州（中下州）刺史，秩为正四品下，为独当一面之地方主政，官品比下州司马高一级。说明刘禹锡从朗州司马改授连州刺史，是升官而不是贬官。特别是赴任之前，还受到了皇上的亲自召见和勉励，也是一种荣耀。

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以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出为苏州刺史，官至从三品，不再有“贬谪”之论。又赈灾有功，加赐紫金鱼袋⁵，服色与正三品朝臣同，则已是地方官之极至矣。

所以，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以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被贬为时属连州的阳山县（下县）令，其官品仅从七品上，虽然比其任京官时高了一点，但与州刺史相比，其政治待遇不可同日而语，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8月31日

曾几何时，

为父母的辛劳，

我流泪

为困难委屈

我流泪

为爱的感动

我流泪

为近代中国的屈辱

我流泪.......

渐渐的我长大了

我发誓不在流泪

可是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动情时。

神州飞船升空，

我又洒泪

奥运申报成功

我又洒泪

四川大地震

我又洒泪

.....

如今

我奥运健儿

不断荣获奖牌

振奋人心的国歌

在那大街小巷

到处响起

我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我又洒泪

令我响起“男人哭吧，不是罪”

这挥洒的不在是屈辱，

而是中国人的豪情！！

这泪水隐含着中国雄狮的咆哮！！！

擦干泪水，

我们高唱凯歌，大步向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进”

四、刺史何日出长安（1）

刘禹锡离开都城长安的日子，具体到某一天，不像他被“再授连州”那样，有史官记录在案。那么，我们就从刘禹锡任命的时间谈起。

 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伏奉去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节连州刺史。恭承睿旨，跪奉诏书¹。”

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一见宫阙，亲受朝命”。

宪宗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比较长。元和二年（807年）二月，宪宗问：“当今政教，何者为急？”宰相李吉甫对曰：“国以民为本，亲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实系一方。苟或非才，为蠹实堪。由是而言，观察刺史之任为切。”宪宗深表嘉纳²。刘禹锡、柳宗元到任后例上谢《表》，都对受到宪宗皇帝亲自接见表达感激。刘禹锡由播州改授连州，“特降新恩，得移善郡³”，足见地方主要官员的任命，多由宪宗亲裁。

刘、柳是同一批被授远州刺史的官员，刘由播改连应在初任诏书下达之后、宪宗皇帝接见之前。按常理，《表》是事关个人政治前途的重要公文，所标注的日期，是不应该被误记的。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上之《表》，为什么会出现7天时间顺序的颠倒呢？

我们再看一看史料的记录，《唐纪》载：“（刘禹锡等元和十年）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⁴。”《通鉴》考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长历乙酉为十四日⁵。”古籍翻刻传抄，往往多衍字、缺字或错字，而史书以干支纪日时，殊不易衍字。依此考，或可作此结论：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三月十四日皆授远州刺史，三月十七日，赖裴度力请，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谢上连州刺史表》的“三月七日”当为“十七日”缺“十”字误；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的“三月十三日”为“三月十四日”所误记。

刘禹锡在其诗文表赋中反复使用“贬、谪、降、迁”等语词，后人也以此为刘禹锡属于贬官的依据，进而在述及刘禹锡离京赴任时，联想到同代人韩愈被贬阳山县令，离开京城长安的那些凄惨的诗句：“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⁶。”

还有张籍记杨凭贬临贺（今广西贺州）尉的情形：“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⁷。”

朝令下而夕不可留，早晨还是朝中之臣，傍晚则已抱头鼠窜，如同囚徒一般被驱赶出京了，场面何等的冷酷，这些诗，虽然有想象或夸张的成份，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此及彼，后人想象到刘禹锡也是在接到诏书的当天，即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十七日，狼狈离开长安启程赴连州上任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

1、3、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去三月：唐代语法习惯，当年的往月，均称去某月。

2、《唐会要》卷五三《杂录》

4、《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五

5、《资治通鉴考异》卷二O《唐纪》十二

6、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7、   7、张籍《伤歌行》，有注“元和中，杨凭贬临贺尉”。京兆尹杨凭贬临贺时，其好友职方郎中知制诰王仲舒（曾贬连州司户参军、并建燕喜亭）为之叫屈。

腾笼换鸟

昨天在佛山南海打工的亲友来电话，说要回连州找工作了。于是，我想起了前几天的东莞之行。

上午九点半，我坐上了长安酒店到省汽车站的大巴。说实话，很久没坐班车了，大热天，对这种半小时一趟公共汽车式的空调大巴还是充满好感的。我坐在第二排。前面第一排坐的是婆孙俩，一老一少。过了一会，验票的女孩上车查票，感觉到后面查了一大半的时候，瘦矮的司机走上车，瞪着老人扔下生硬的一句普通话：“坐后面去！”老人好像没听到，几秒钟后，司机下车走了。

查完票，司机回来关上车门。“坐后面去！”，这时，老人才循声迎着那有点刺人眼光，小声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不准坐人！”司机的声音还是像一块石头，在东莞这个各种欲望都快速膨胀着的地方，只有这句话，使人感觉到了“节约型社会”的存在。这时，旁边另一排座位上的“新莞人”（可能是老人的女儿吧）解释说：“老人和小孩昏车。”“公司规定，老人小孩不准坐第一！”我昏，人家说东莞人说的莞式白话令人无所适从，说“煲冬瓜”可想而知，你早说为了安全，有这个规定，或查票小姐上车时告诉人家，不早完了。

当“新莞人”的眼神向后望的时候，我对旁边的乘客说：“还是我们坐前面吧。”

上了广深高速公路，过了莞城路段不久，塞车，各类车辆如同大雨来临前搬家的蚂蚁，司机好象有点无聊，拿着对讲机的话筒与公司的人通起话来，莞语也有其特点，连起来听也不太难，只是一连串的“省骂”，着实使人挠头。

七月的东莞，似乎多了一份燥动。报纸上、电视里、餐桌旁都能听到“腾笼换鸟”的声音，对本地产业转型的谈论，不但充满期待，也充满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是一座以低端产业为基石的移民城市，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利的产业配套，这十几二十年风生水起。现在，有钱的东莞人经常驾车去外地“洗肺”，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吗？据说东莞的手机用户超千万，面对说不清几倍于本地人户的“新莞人”，除空气外，还要重新评估土地、水、路等资源的压力，重新评估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当然，作为一个与地球村融合为一体的城市，更重要的或许要重新评估外界（国内和国外）对东莞应负社会责任的评价。面对美国“次贷危机”殃及池鱼，东莞轻工产品出品持续下降，香港驻粤办的官员说，过去一年香港在珠三角的企业已倒闭3000间，政府此时又提出“腾笼换鸟”，本地人，“新莞人”，香港老板，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人，东莞的社会细胞，他们准备好了去迎接黎明前的黑暗，有心理准备忍受幸福的阵痛吗？

产业的升级与人的升级可以同步的话，转型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人处于核心地位，“笼”腾出来了，换的是什么鸟？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看来，各界对东莞能否度过转型这一关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在南沙这段日子，这里才开发，没有好的餐厅，但我却天天去一间小餐厅吃饭，其实是有原因的，我除了和老板非常的好，最重要的是那里有个挺美丽的人，老板的女儿，我只是看，但我从来没想到和她好上，有时候聊聊天而已。

妻子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