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刺史缘何贬连州（2）

刘禹锡与连州的缘分，极具传奇色彩。禹锡刺连，一波三折，尤其是好友柳宗元患难与共，情逾手足，关键时刻的一臂之力，使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不得不为这两位中唐文学巨匠之挚友情怀加上厚重的一笔。

话说刘禹锡桃花抒怀，却未料花明柳暗。他显然是忽略了早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宪宗尊顺宗为太上皇、改元大赦；当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六月，册皇太后大赦¹。不仅两度都没把“八司马”入册大赦之列，当年八月壬午，宪宗还专门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 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²。”这种类似无期的宣判，是刘禹锡等人左迁远州司马近10年，也得不到量移及升迁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刘禹锡与柳宗元后来在各自刺史任上致《表》宪宗，都不异而同地提到“频经恩赦，累更大赦”，或者，过去10年中，宪宗基本上也是循着“永贞革新”的“削藩”策略而行，对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文士，或有同情，下过赦令，却遭权臣所阻，也未可知。

对太上皇顺宗的速崩，宪宗当然知道社会舆论对他的非议，因而对顺宗当朝时追随王叔文搞“永贞革新”的人保持着戒心。这一次，虽然“八司马”久撂江湖的五人“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³”，但并不想他们呆在京师，旋即加官，任命他们为远州刺史⁴，“官虽进而地益远”。宪宗对永贞党人本来就抱有夙怨，放逐这些忧国忧民的能人，是在实施其既定的政策，避免他们勾出顺宗故事。后世多以刘禹锡的再次左迁，是因为写了《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这首过于牛气的讽喻之诗所致。但也有史家不下这种简单的判词，司马光评论：“当时叔文之党，一切除远州剌史，不止禹锡一人，岂缘此诗，盖以此诗得播州恶处耳⁵。”当年先后被贬的名人，还有李绛由礼部尚书降为华州刺史，白居易从太子左赞善大夫贬江州司马，元稹由唐州从事（今河南唐河）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对这几个人处分的力度，比刘禹锡他们更重。可见司马光之论，或谓中肯之至。

刘禹锡早年丧父，30多岁才结婚生子，不久发妻又弃世于朗州，时其母已年逾八十。刘禹锡这次的刺史任所播州（今贵州遵义），离古夜朗国不远，在古代是人听人怕的“恶处”，史载他的前辈李白被长流夜朗时，徒有铮铮傲骨，一腔豪气顿时化为 “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⁶”。所以，说他因诗招祸，也不为过。

诏令一下，柳宗元挺身而出，以刘禹锡母亲年迈不能远行、需要照顾为由，向当政者提出愿以自己的任所柳州与刘禹锡交换，此举经中丞裴度向宪宗面奏，“其母老，必与此子为死别”，宪宗虽责以“为子尤须谨慎，恐贻亲之忧”，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⁷”，翌日，刘禹锡得以改授连州刺史。所以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说“诏征复授连州”，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十年之后又一次被授予连州刺史，二是由播州改授连州。这一点，刘禹锡在《谢上连州刺史表》里面也有述及：“哀臣老母羸疾，闵臣一身零丁，特降新恩，移臣善郡。光荣广被，母子再生。”虽然不一定是由衷之言，但这种感激之情也应是出自内心的。

不为时势所遇，刘刺史只好收拾行囊，辞别故旧，与柳宗元结伴奔岭南连州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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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旧唐书·宪宗纪》卷十四 本纪第十四

3、《唐纪》卷五十五

4、韩泰为漳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陈谏为封州刺史，

5、7、《资治通鉴考异》卷二O《唐纪》十

6、李白《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