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刺连日期考

七、刺史何日出长安（3）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时期，对因罪不适宜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贬至边疆及岭南等荒蛮之地，任主官或员外官等闲职，统称为左降官。左降官具有流放的性质，朝廷的诏令也往往把他们与流人相提并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刑部上疏朝廷，对贬官与流人作了概念上的区别：“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¹。”即贬官（左降官）是行政降级的处罚，流人则是罪犯刑期的量减。

刘禹锡出任边州刺史，官职高升了，既不是左降官，也不是流人，那他为什么在大量的表、启、诗、赋中，还要大打悲情牌，认为自己是遭到贬黜呢？

清朝中叶之前，我国古代人口数量发展比较缓慢，除了战争和瘟疫因素造成人户急剧下降外，百年间一般基本维持在同一数量级的水平²。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全国人户数为“237.5万户，1,576万人³”，与盛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记载的906.9万户，5,288万人⁴对比，70年间人户下降超过70%，人户减少幅度之大骇人听闻，说明“安史之乱”（762年）给唐室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重创。韩愈贬阳山县，说“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⁵”，县城那般荒凉的景象或可作此注脚。天宝时，连州“户32,210，口143,533⁶”，到元和八年（813年），广东人口密度约6人/平方公里⁷，连州的人口（包括属下三县）估计在5万上下，作为州治，虽不至如下县阳山的景况，估计人口也不过千人左右。与当时城区面积达80平方公里繁华无比的长安⁸相比较，州治环境陌生冷清，加上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本人及多名亲属，就是在永州及柳州任上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八司马”之一的凌准，贬连州司马后忧郁成疾，双目失明，无栖身之处，元和初竟卒于北山佛寺⁹。                                                                                                                                                                                

远离京都，政治信息闭塞，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朝政及升迁入相的机会，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对“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¹⁰”的唐代士子而言，是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灵折磨。受贬之地荒蛮闭塞，文化氛围差，缺乏高层次的友朋交往，缺少同道间的相互唱和，无以立名，可谓寂寞难耐之至。京官出任地方，与流贬相类，对文人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前人评价这是“明升实降”，可谓一语中的。刘禹锡等虽然无贬官之实，却怀抱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贬官心态”，向亲友、朝廷诉说自己的不幸，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当朝的哀怨。他们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忍受着“左迁穷荒、谪降僻远”的政治惩罚。

当然，他们在表达悲情时，也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唐代产生大量左降官的同时，在改朝换代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这时左迁官员就有“量移”或重掌朝政的希望。最典型的莫如杨炎（727~781年），大历十二年（777年）以吏部侍郎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从州司马任上一跃起为宰相¹¹。

屈辱、孤寂、恐惧、自伤的感受，冥冥中似乎又孕育着一点希望，喷薄而出的悲情，造就了大量的被后人称为“迁谪文学”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词、歌、赋、论等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就思想性和文学性而言，刘禹锡无疑是其中的大师级人物。